张  卫   王振卯

　　最近，我们就“影响江苏构建和谐社会因素”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现阶段江苏在总体发展状况良好的前提下，存在的社会矛盾有一定程度积累。在分层抽样的被调查者中，经历过“单位改制”的占34.6%，经历过“房屋拆迁”的占22.4%，经历过“下岗失业”的占22.4%，“子女上学难”的占22.4%，“被拖欠过工资”的占12.8%，“物业纠纷”的占12.2%，“土地被征用过”的占8.3%，等等。

　　调查显示，因为这些问题有的没能得到妥善解决，经过累积，增加了社会的不满情绪。

　　这是中国转型期社会矛盾冲突转化的一个典型案例。它反映了当前社会矛盾开始从具体的冲突向抽象的冲突转化。所谓具体的冲突是针对具体经济利益受损发生的群体性、对抗性事件，其目的是挽回利益损失；而抽象的冲突是指价值观和社会心理矛盾层面的冲突，其目的并不直接针对具体的经济利益，而是反映价值倾向，表达对社会的不满。研究表明，抽象的冲突在牵涉影响范围、参与人员的投入程度、冲突的激烈程度、解决困难程度上，都强于具体的利益冲突。往往是原本直接的、简单的冲突，由于得不到重视，没能妥善解决，变成历史的、累积的冲突，解决难度也随之成倍增大。

　　此外，中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转化还包括分散的矛盾冲突向集聚的矛盾冲突转化。有三种情形可能出现这种危险：一是某个社会问题可能本身很细小，但牵涉的人群数量很多。二是各类社会问题向弱势群体集中，致使受挫感加强。三是弱势群体在地理空间上聚集，尽管目前这一趋势还不明显。在当前城市化进程中，随着老城改造和新城区开发日益加快，受房价的引导作用影响，经济能力较低的群体会在城市中心衰落区和边缘新建区聚集，最终形成弱势群体空间聚集的格局。这使原本分散的冲突有可能转化成在特定人群、地理空间上叠加的冲突。

　　另外，我们还要防范人民内部冲突向民粹化冲突转化。这种情况发生可能性较小，但也应该引起有关部门重视。我国传统的社会控制理论将矛盾冲突简单分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民粹化冲突介于两者之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群体分化，体制外人群不断扩大，原有包含于整个国家体系之内的总体性社会关系，被体制内外的二元性社会关系替代。如果社会矛盾在空间和人群上相对集聚，且具体利益的冲突向抽象价值的冲突转化，原本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就会转化为社会问题。民粹化冲突，其基本特点就是对政府不信任，甚至将不满集中至政府。转型阶段越低的政府应对民粹化冲突的压力越大。冲突走向民粹化会极大增加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的负担。克服冲突民粹化问题，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更新观念，摆正自己在处理社会问题上的责任，下大力气引导社会冲突的解决走法治道路。

　　美国已故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说，“现代性孕育着稳定， 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当前正值中国社会在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现代化变迁之时，对以上可能发生的三种矛盾冲突的转化，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作者分别是江苏省社科院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和该所学者)